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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
发布人:admin 发布时间:2017-01-05 10:14 来源:《普中人》文萃 访问:

“做一个有用于社会的人”

——访原舟山市普陀区区长吕建生

 

1953年随家人到普陀,1997年在履行了六个年头普陀区区长的职责后离开普陀赴杭州,四十多年的时间里,吕建生始终实践着那句话:“我觉得我应该为社会做一点事,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”

 

学生时代,让我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,也深深感悟到了来自于每一位教师对我的关心。

 

我的老家在诸稽,父亲在北伐时参加革命,后考入武汉的一所军官学校,毕业后担任国民党部队干部。在土改时,由于父亲的原因,当时已是家徒四壁的我们被评为地主,父亲也因此被判入狱七年。年幼的我只能跟着大姐生活,可以说,直到我成家立业之前,我都是生活在大姐的关心与爱护之下的。

记得大姐于1950年毕业于杭州的医专,分配至临安工作。我也随大姐到了临安,1953年舟山成立要塞区,分开为四个县,姐姐调到舟山,姐夫也从省城到舟山。姐姐在人民医院工作,姐夫在普陀税务局工作,成了振兴普陀经济的第一批拓荒者。大姐领着我开始了在普陀的生活。

受姐姐与姐夫的影响,我从小是很喜欢读书的。1962年,我进入了普陀中学读高中,还担任了物理课代表,据说当时从初中升入高中时的成绩还是舟山地区第一名。三年的高中生活给了我非常大影响,我认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,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无尽的知识与为人处事的道理;我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,我们“同学少年,意气分发”,互相鼓励,努力学习、劳动。当时,学校里的一项重大事情就是要求我们学生参加劳动,劳动场面可谓是热火朝天。我什么活都做过,晒鲞,养猪,种树……老师也是以身作则,身先士卒。我还清晰地记得,原来普陀中学的操场都是我们师生一锹一钯,一筐一箩填出来的。艰辛的劳动,使我们炼就了强健的体魄,一担一百五十斤的水我可以从井边一直挑到五楼而中途不用停下来。艰辛的劳动,使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养成了一种会做事,会干活,肯吃苦,能耐劳的习惯。劳动使我们都变得异常勤奋,劳动也使我们与教师的感情更加深厚。

由于家庭的原因,我的高中生活时不时地会出现比较被动的情况,特别是高三上半学期时,姐夫因为我的原因而被“赶上楼”——有问题不能工作。而这个问题竟然是姐姐姐夫抚养了我,被说成是养地方阶级的孝子贤孙。当时我面临着的困难是必须遣送到农村,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。因为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,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亲人了,我坚决不回老家诸稽。而姐夫当时的处境又使我非常苦闷,我处在了极其矛盾的境地之中。就在这个时候,陈老师来家访了,当他了解情况后,主动提出来请我住到学校里去。当时学校有明确规定,住在沈家门的人是不能住校的。而陈老师顶着压力,扔给我一句话,只要你能够好好表现,好好地把书读好,其他的事你就不要管了。陈老师的这一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与鼓舞,也让我由衷地感激他。在学生有困难时,我们的老师都能够及时地了解学生,并能体谅理解学生的难处,帮助学生解决问题。

 

“出生虽不好,但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二姐的那句话,成了我日后工作、生活的指南针

 

高中毕业后,因家庭的原因而没被大学录取。19659月,有关部门给了我一个工作的机会,要我到沈家门一小代课。听到这个消息时,我所有的郁闷与烦恼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能让我参加工作对我来说真是太不容易了,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工作机会。

记得在刚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里,我总是跟在兰州的二姐通信,二姐在信中讲的话我记忆犹新:出生虽不好,但在社会上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这句话可以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:我觉得社会给了我机会,我应该为社会做一点事,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

在沈家门一小代课时,尽管寒暑假没有工资,但我已经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,对此连想都没有想过。每个假期,我几乎都在学校里参与学校的方方面面事务的管理。由于自己的努力,我担任了学校的总务主任兼会计。当时学校的经费相当少,我接手沈一小总务会计事务时,学校的账面上只有一百元钱。一切都是自己来做,学泥水工、木工、油漆工、电工,凡是自己可以克服的事情都做了。在改造学校时,自己学设计,搞施工,做预算。当时共投入五万三千元钱,造了一千多平方的三层教学楼,还结余了七千元钱,并用这些钱配置了学校的一些急需的办公用品。我真正对基建感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,当时没有什么书可买,于是通过别人,借到了几本,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学习。

一小基建工作完成后,被借到二小搞基建,后又借到体委搞灯光球场,在体委呆了一段时间,造成好了灯光球场;后又被借去搞台湾渔民招待所的基建工作。

由于自己的精心设计,多方筹划,几处基建工作都能得已顺利完成。1978年下半年,我被上级调到教育局搞基建工作。同时,我感觉经过几年的不断地努力学习,知识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毫不例外地,做设计施工,做预决算,跑材料,我一个人全部承担了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差的情况,当时去六横的小胡村帮助村里改造学校。我得到了村民的热情款待。村民用手扶拖拉机把我从码头接过去,到村里的学校后老师们夹道欢迎,晚上睡觉拿来的被子、枕头是刚结婚的新娘子的被子、枕头。连早上吃饭也要放上两瓶啤酒,我被村里的淳朴的民风感动了。这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,我暗暗地下了决心: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把当时280多所的乡村学校都改造好。现在想起来当时这种想法似乎有点幼稚了,因为财力不允许,同时单凭自己的能力是很难把问题解决的。但毕竟那件事坚定了我的信心,更给了我工作上的动力。我感觉面前有干不完的活,我也有使不完的劲,晚上画图纸,往往一画就到深夜,到凌晨;从来没有星期天这一概念,也没有想过要加班工资,但心里感觉非常舒服。1982年,1983年,我还为母校普陀中学设计了实验楼、教师的宿舍楼的图纸,为母校贡献自己的能力,让自己的老师有好一点的教学、住宿条件。

 

我始终信奉着这样的话:做一件事,只要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,你就要认真去做,中间可能会有挫折与阻碍,但你必须要有韧性,这样就一定能做成。

 

1983年,我调入普陀区计委,在计委年有的工作人员中我的纪最小,当时由于心理上总有一种自卑感,政治上不是很要求上进。然而,到计委后,组织上给了很多的关心,并且由于我家里条件不好,到年终时一致认为要给予我年终补助,我心里非常感激。组织委员又主动地找我谈话,要我写入党申请书,组织的热情主动地关心,让我感觉到我的天地更大了,平台更宽了。同时,我自己更是努力地工作,每天晚上我的办公室的灯总是亮着的,我整理的数据资料总是最完备的。

尽管我当时的学历只有高中毕业,但是凭着真才实学,在1985年被提为计委副主任。由于自己工作勤奋,又善于协调,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能力又被提为计委主任;之后又被提为常务副区长,1991年被提为区长。七年的时间,从一个最普通的办事人员到区长,我的一个感受是,我始终是非常努力地做着实实在在的事,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总是有信心,并努力把事情做好,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我都是想着这样的一条,我应该尽我的所能把工作做好。

回顾自己的工作过程,我有一点很有感触:做一件事,只要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,你就要认真去做,中间可能会有挫折与阻碍,但你必须要有韧性,这样就一定能做成。

在担任普陀区区长时,我自认为有两件事还是做得比较出色的:

一件是发展远洋渔业,当时经过自己的辛苦奔波,从日本贷到了一千一百万美元,建造了14对远洋船,应该说这步棋是走对了,在当时近海渔业资源日趋枯竭的情况下,迈出这一步并且从资金上得到根本的解决,确实是为普陀的渔业发展拓宽了思路。

第二件是搞东港开发,其实东港开发在1985年时就已经提出来了,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实质性地进展。考虑到当时的沈家门太小了,三面是山,一面是海,如何拓展城市空间,我就把目光移到了东港这一块土地上,当时提出把东港作为城市建设区域这一个设想后,经过多次讨论,最后形成了区委集体的思想。同时,我们利用建立股份制公司,搞企业投资,以更快的速度开发东港,造福全普陀区的人民。尽管当时困难重重,但历经千辛万苦,最终成功。

有人说,我为普陀区的人民做了几件大事情。我始终认为,我所做的事都是我应该做的,作为领导干部你如果不为百姓做事,那么你也就失去了生活、工作的目标。有人说,我平易近人,能为普通百姓办事。我始终认为,对于百姓要我办的事情,我能解决的一定解决,可解决可不解决的也尽量解决好,不能解决的一定要跟他们说明理由。因为我也是从一个最底层的普通人过来的,我深知一个普通老百姓来找领导没有经过一两天的考虑是不会来的,既然他们来了对于他们来说就一定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。

后来我从政坛走向商界,先到国有企业,再到民营企业,我认为我还是喜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。我信奉的还是这样的一句话:做一件事,只要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,你就要认真去做,中间可能会有挫折与阻碍,但你必须要有韧性,这样就一定能做成。

我现在做房地产,我的一个目标是要在我的有生之年给后人留下一个我的作品,因此,我把我的房地产当作一个作品来做,我想有机会找一块土地,做一个完整的作品。这里边有我的智慧,是我智慧的结晶。尽管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,我还是在不懈地努力,尽管这里会有很多逆境,但我还是会迎着逆境而上。因为我始终记着二姐跟我说的一句话,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